浅析孔子“仁”学思想论文,菁选五篇（全文完整）

浅析孔子的“仁”学思想论文1　　“仁”是孔学的基本范畴，是人性结构的理想。孔子把“仁”视为道德的最高准则，千百年来，“仁”这一思想已深入的渗透在广大人民的思想观念中，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层基础和道德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浅析孔子“仁”学思想论文,菁选五篇（全文完整）,供大家参考。

浅析孔子的“仁”学思想论文1

　　“仁”是孔学的基本范畴，是人性结构的理想。孔子把“仁”视为道德的最高准则，千百年来，“仁”这一思想已深入的渗透在广大人民的思想观念中，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层基础和道德生活的一切原则和规范的起点。

　　一、“仁”之缘由

　　郭沫若曾经给仁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仁的含义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他要人们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心机，而养成为大众献身的牺牲精神。”简单的概括，他所指的“仁”实际上说的就是无私利人。子曰：“仁者，爱人”。爱人必然利人，但利人不等于爱人。因为人的行为目的是自由的：既可以是无私利人，又可以是因为自私自利。而真正的“仁”，是一种不求名不求利真正无私利人的至高的道德境界。

　　那么，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做到无私利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在驱使着这种为善的行为？“仁”，从心理层面上来讲，最直接的原因正是一种感恩心与同情心，孝为仁之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最基本的个人利益是父母给的，没有理由不以孝为先；个人利益是父母给的，但也要靠社会和他人来实现，只不过是父母给的多别人给得少，因而也没有理由不爱社会与他人。但是这种感恩心与同情心并不代表着孟子所说的的性善论，因为虽然仁的行为目的始终是自由的，但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动力是恒定的，那便是个人利益。一个人为仁行善最终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人而为仁，不为名不为利，但也是在追求心理深处的一种境界，或者说是在为自己寻求一种利人的满足与安慰，为自己摆脱一种可为仁而未为仁的罪恶感。

　　二、“仁”与人的*

　　孔子的“仁”，爱人、利人，似乎在向世人昭示着民主与理性的光芒。然而，从政治角度来进行深层分析，孔子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的仁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孔子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他的一系列思想的提出都是为了维护周朝的礼，维护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由此，他所要实现的对奴隶制*的维护，必然要建立在残酷的剥削与压榨的基础上。孔子的仁爱是有差别的爱，他认为庶人根本就谈不上仁义理智，只有奴隶主才有高尚的美德。他们这种被伪装了的仁，甚至成了广大劳动人民的一种精神枷锁，束缚了广大人民的思想，为统治者的剥削压迫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

　　人的*首先是对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一种呼唤与呐喊。不用说一般的劳苦大众，就看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虽拥有近百亩地，却深受孔子仁学中安贫乐道、以固守奴隶制为乐思想影响，为了维护奴隶制的生产而日渐贫困，成了仁的牺牲品。安贫乐道使得人们失去了反抗的物质基础，然而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保障不了，又谈何民主与理性。

　　人的*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的主体性的实现上，人的主体性意味着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人人*等的权利与义务，意味着对人的独立人格的尊重，也意味着人对自身主体地位的一种认识。与墨子的“兼爱”不同，孔子主张“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虽然体现了对人的一种尊重，但并不包含对人的主体性的一种承认。孔子的仁只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施舍与同情，并没有给予人任何政治上或者法律上的保障。此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的划分，封建人伦思想，三纲五常思想的教化使更多的百姓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对主体地位的追求，更多地去盲从于统治。

　　三、“仁”所体现的实用理性

　　“仁“第一次被孔子列入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第一次把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把哲学明确地从天、神那里拉到每一个人的身边。

　　儒学作为*哲学思想的主流，一开始便将整个*的文化心理引向了一种实用理性的倾向，这种理性不同于西方纯理论思辩的抽象，而是更重要的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很多时候，言论、思辩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行动越来越受到重视。“听其言而观其行”重实用轻思辩、重人事轻鬼神，对待人生积极进取的精神和理性的思考，构成一个具有实践性格的心理模式。*哲学，重视的是功用，强调的是物体的生活功能。例如《论语》，它更多体现了一些具体的做法，把思想直接宿诸于行为，更多了一些实践性。

　　实用理性以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赋予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千百年来，这一心理模式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社会影响，并渗透在人的习惯与思维等方面，感染了不少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而不泄努力。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实用理性所强调的重视现实，正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想一致。海德格尔曾经指出，“哲学活在活生生的个人生活之中”哲学要是与生活相离，那么这种纯理性的构建是毫无生命力的。由此推及到一切学科。没有一门学科是脱离生活的纯理性思考，也恰恰因为这个所有的学科才可以得到不断的更新发展与完善。

　　海德格尔对现代哲学的理解与把握，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新走向是更多地转向现实生活；而东方哲学在务实的同时又逐渐涉足了纯理论思辩的领域。正是在这东西文化的不断交融与互补中，人类必然将不断地走向更高的智慧殿堂。

浅析孔子的“仁”学思想论文2

　　一、孔子的身世、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仁”

　　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人，“他所处的社会，是动荡的社会；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诸侯间争战频繁，秩序混乱，礼坏乐崩，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颜渊》）。在春秋社会动乱中，鲁国诚然也出现了礼坏乐崩，但由于礼乐传统深厚，周礼得以保存下来，当时就有人发出了“周礼仅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的感叹。虽然孔子是没落的殷商苗裔，身份卑微，是“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己也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但由于他自童年起就受到了礼乐文化的熏陶，青年时勤奋地学习礼乐知识和技艺，成年后又做过多年以相礼治丧为谋生手段的儒。所以孔子非常有教养，精通礼乐：“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八佾》），“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

　　鉴于当时社会的黑暗动乱，又凭着他对周礼的向往，孔子立志要救世，恢复周礼。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志向抱负，“正在于他一落地就与贫贱为伍，与艰辛做伴。他以极*常的心感悟无常的人生”。[5]他遭受过许多苦难，所以更渴望安定一统的社会。这在《宪问》中有所体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人”，“管仲相环拱，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可见孔子所赞同的是一匡天下，重视的是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他要恢复周礼，主张礼治。

　　如何才能恢复周礼？孔子将其诉诸人的内心，渴望唤起人们内心的自觉性，这就是“仁”。孔子力图使人们通过内心“仁”的修养而达到“礼”，实现其政治理想。孔子曾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所以唯有这种内心的修养――仁是全方位的，才有可能建立起完整的人格，才能担当得起恢复周礼的重任。

　　二、《论语》中“仁”的具体内涵

　　首先，“仁”是一种自觉性。孔子说：“求仁而得仁。”（《述而》）“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只有达到内心的自觉才能够得到“仁”，所以孔子很欣赏颜回：“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只有内心达到了自觉的状态，才能做到“三月不违仁”，才能“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

　　其次，“仁”之本为“孝悌”。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学而》）子曰：“君子笃于亲，*兴于仁；故旧不遗，*不偷。”（《泰伯》）进而，“仁”在“孝悌”的基础上升华为“泛爱众”。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只有从亲属血缘关系扩散为泛血缘关系的博爱，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爱，“仁”的“爱人”含义也是从这一方面来讲的。

　　再次，“仁”包含着恭、宽、信、敏、惠等品格。“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恭敬、宽厚、真诚、勤敏、慈惠是仁者的必备品格。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这是恭敬、衷心诚意的体现。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雍也》）“仁者安仁。”（《里仁》）这是“仁”安于事理、厚重不迁、从容的表现。子曰：“乡愿，德之贼也。”（《阳货》）孔子将那种好好先生称之为贼，可见他多么痛恨虚伪，提倡真诚。此外，“仁者必有勇”（《宪问》），仁者并不懦弱，还需要勇敢。

　　最后，“仁”还包含着实践的内涵。孔子并不赞同表面上、形式上的“仁”，他主张将“仁”付诸实际。《学而》及《阳货》篇都有“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仅仅花言巧语，对人以伪善的面貌，“仁德”是不会多的。从孔子在《公冶长》中对“雍也仁而不佞”的回答“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也可看出孔子并不赞同巧言令色、夸夸其谈，而主张稳重、真实，把仁付诸行动。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此话直接表明孔子主张克制自己，恢复周礼，用行动来践仁。

　　然而从《论语》中我们可以发现践仁是非常困难艰苦的过程，“仁”是很难达到的：“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仁者要经过苦难，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成仁。”（《卫灵公》）成仁有时还需要牺牲生命，这也就印证了“仁者必有勇”的说法。当时种种社会现象也说明了践仁之难：“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子路》）王者兴起，实行仁政需要三十年，将仁实行于天下何其困难！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卫灵公》）可见孔子对于当时社会的失望，天下无道，也从侧面反映出践仁之难。

　　践仁之所以难就在于“仁”乃“本心之全德”，要想达到它是非常困难的。正由于践“仁”之难，所以孔子从日常生活中“近取譬”，对其弟子因材施教，引导他们学习，进而一步步接近且达到“仁”，从而实现其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

　　综上，孔子“仁”的思想的提出与当时动乱的时代背景，孔子的身世遭遇及自身良好的礼乐修养，恢复周礼、一匡天下的理想抱负有关。唯有包含自觉性、孝悌、爱人、恭、宽、信、敏、惠等品格及勇于实践之丰富内涵的“仁”，唯有“全德”之“仁”，才是孔子真正提倡的“仁”。

浅析孔子的“仁”学思想论文3

　　关键词：“仁”；“礼”；划分

　　对于孔子思想中“仁”与“礼”的关系，一般认为二者是意识和实践的关系，“仁”是孔子的理想人格和追求的最高目标，“礼”是价值标准和外在要求，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说“仁”就是内化的“礼”，“礼”就是外化的“仁”，“仁”是内圣的基础，“礼”是外王的条件，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成就内圣外王的圣贤。但是，在《宪问》中有记录，“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可以看出，孔子对于管仲是肯定的，说管仲的行为是符合“仁”的标准的；而在《八佾》中，“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在这一句中，明显可以看出，孔子认为管仲不符合“礼”的规定性的。由此可见，管仲这个人在孔子那里，用孔子的“仁”和“礼”的标准去衡量，是只符合“仁”而不符合“礼”的。一般的对于“仁”与“礼”的关系的认识，是认为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也就是说，具有“仁”的品质的人，他们的行为也必然合乎“礼”的规定，反之，在行为上能遵守“礼”的人，也肯定就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仁”的境界。但是孔子却认为管仲达到了“仁”却不符合“礼”，这与一般的对于孔子“仁”和“礼”关系的认识是相矛盾的。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仁”与“礼”并没有内在的一致性。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君子是一刻也不会离开“仁”的，君子之所以叫做君子就是因为他们符合“仁”的标准。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一个人是君子，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就是符合“仁”的标准的，即使在当下不符合“礼”的要求，从长远看来，还是符合大众利益的，还是可以归于“仁”的。就像《宪问》里说，“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管仲未死，有利于天下民众，便是大节，为公子纠而死，只是小信小节，小节要服从大节。顾炎武在《曰知录》中说：“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可见，即使管仲的做法不符合“礼”的要求，他依然是孔子心目中的“仁”人。在《伯泰》中有记载：“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蒽，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颜渊》中也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无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见，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他们本身不能达到“仁”的境界，所以他们的行为必须有一定的规定性以保证其不会破坏“仁”，这个规定性就是“礼”。“子曰：‘上好礼，*易使。”’(《宪问》)“礼”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是维护一种秩序或者达到“仁”这样一种状态的必要手段。

　　可见，“仁”与“礼”的区别并不在于一个是“意识”一个是“实践”，而是对于不同等级的人要达到孔子心目中理想人格的不同规定性。是孔子对人的不同划分导致了“仁”与“礼”这两个概念的差别。简而言之，孔子认为能达到“仁”的境界，并且其行为不违背“仁”，不违背民众利益的人是“君子”；而不能达到“仁”的境界，并且其行为必须依靠“礼”来约束才能不违背“仁”的要求的人是小人或者愚人，也可以说是一般民众。根据这个标准，从道德上，孔子把人划分为君子与小人；从智力上，把人划分为上智，中人与下智。

　　孔子所说的君子始终是不违“仁”的，而小人却在不同的方面，从不同的程度上违反了“仁”。

　　一、在对待“天”、“道”、“命”的态度上，“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君子有所畏，所以他们在行事的时候，必然是以不违背“天命”、“大人”或者“圣人之言”为前提，或者说是出发点的。而他们行事的目的也是有利于这些他们所敬畏的事物的。而小人则无所畏惧，他们没有任何敬畏，所以在行事中只依据自己的好恶来行动，所以行事的结果往往造成许多不利的结果或者影响。“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所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可见，君子通常在“大道”上有所担当，而小人却在小事上计较。

　　二、在对待义利的关系上，“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始终把“德”和“义”摆在首位，并不以自己的私利为目的，心怀天下，为人民着想，所以能凡事皆以“仁”为出发点，小人却正好相反，如果没有一定的礼数来加以约束，他们就会没有任何顾忌的去追求私利。

　　三、在对待他人的问题上，“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

　　君子在与人交往中，注重整体的利益以及团结，可以为了整体而牺牲自我。小人只会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勾结在一起，当整体失去价值的时候，小人们便会分散开来。这种现象也就是“君子*之美，不*之恶。小人反是。”(《颜渊》)而“礼”恰恰是要把大家约束在一个维度之内，使得人们不能随意的破坏一种和谐或者说秩序。破坏整体利益的就是只顾一己私利的小人，也可以说，“礼”就是用来规范小人的行为的。

　　四、在对待困难的态度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君子面对困难毫不退避，敢于直面问题，并且能够坚守自己的立场与信念，不像小人一样整天为了困难而哀愁，消极。君子解决问题依靠自己，不依赖于别人，也不会为了解决自己遇到的困难而危害别人的利益。小人就正好相反了。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小人往往会借助别人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的，有时甚至是使用损人利己的方式。

　　正因为君子在各个方面，无论是行为还是信念都坚持大众为先，不以自己的利益为重，所以君子的行为从始自终都不会离开“仁”，也就是说，君子的行为就代表了“仁”。小人作为与君子相对的一群人，他们凡事以自己为先，这样就容易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更有甚者会祸国殃民，所以对于这类人，要制定一套“礼”来约束他们的行为，规定他们该做什么，要如何做。这样才不会危害人民的利益与统治的秩序。

　　在智力上，孔子把人划分为三个等级：上智、中人和下智。“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在这里，孔子说的“上”指的就是他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等等。对于中人以下智力的人，不必对他说太多高深的，他所不能够理解的话语，即使告诉他，他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行事，如何帮助实现“上”，只需要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要如何去做就可以了。这样形成的规定性就变成了“礼”，中人以下的人只要遵守“礼”就不会违背“仁”。对于中人以上的人，他们的智力可以领悟到孔子所说的“上”所容纳的广泛内涵，并且能够自觉的为实现“上”而作出努力。他们会思考什么于“上”是有益的，什么于“上”是有害的，能够自觉的趋利避害。所以他们的行为就不会违背“上”，也就不需要“礼”的约束。因为“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

　　可见，孔子理想中的人是君子，是上智之人，因为只有他们能实现孔子的理想与信仰。但对于小人和下智之人，孔子也没有放弃，依靠“礼”来约束他们，依靠“教”来化育他们，期望他们能够配合君子和上智之人来实现自己的追求。

浅析孔子的“仁”学思想论文4

　　一、“仁” 之内涵

　　许慎《说文解字》中的“仁”，谓：“亲也，从人二”，进而说“亲者，密至也” 。孔子学说具有强烈经验性质，历来取近譬远，据实说虚，其立足点虽是个人的修身功夫，目标是养成“君子” 的社会。孔子所处的时代，社会结构主要是血亲关系结成的宗法制家族的聚合，人们生活与实践的范围主要还在家庭与家族当中，逾出家族，才是邦国；邦国之上，才有天下国家。“仁” 的伦理信条，出发点在个人，每个人必须实行于他周围的家人，进而才是家人的亲戚、亲戚的亲戚。这便是由近及远的道德推衍，或称教化。而“仁” 的内涵便是基于家庭和家族的行为规范和这套规范的价值基础，也就是“孝悌”，至于向家族外的，也就是向社会的道德延伸，便是忠信、忠恕和礼乐。《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的行为准则适用于儿女善待事父母；悌，是符合伦理原则的行为，本指弟弟对兄长的善待与服从，其实也就是年幼对年长的敬重与接受教育。孔子的孝与悌，一当从家族扩展或者泛化到整个社会，也就从家庭伦理成为社会伦理。在孔子的眼中，一个在家里能够循规蹈矩恭顺虔敬的人，到了社会上，也才会成为恭谦有礼循循然的社会人，所以他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与悌，是仁德之人的修养基线和出发点——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亲仁” 则是社会道德的最终展现。反过来看，“仁” 并不是抽象的理念，也必须化为起居行止的“温、良、恭、俭、让” 的`态度并体现于日常生活，最终实现于和睦的家庭生活中，无数家庭的和睦才能保证社会的井然秩序。

　　《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从积极一面来讲的。凡是一个人想达到的想争取的，就应该也同时想到，别人也会同我一样，也好同好或者相似的意愿。这一思考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等关系，大家都共同服从于同一个善的原则—— 即后来心学所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消极面看，人的“不欲” 即人所厌恶的事物和情绪取向，大致也是相同的，因此孔子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又把最大限度地关注社会，关心他人视为最高的为善的成就。对于能够以天下国家的全体民众为其施仁目标的，夫子称其为“圣”，已经高出了一般的“贤”。同样在《论语·雍也》篇中，子贡问夫子： “如有博施于人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孔子答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意思是说，凡能够广泛地推导其仁心救济绝大多数人众的，哪里仅仅是“仁” 行呢?

　　他简直是“圣” 行了。这样极致境界恐怕连尧和舜那样圣明之王也有做得不完美的吧。回到家族人或者社会人的自身， “仁”更多地只能化为起居饮食和待人接物的日常伦范，看他是否可以在*时履行道德礼节。这个“礼节” 就是伦理制度—— 孔子的时代，也便是“周礼”。“礼”本来用来是制“欲” 的，人的欲望泛滥，便有一切不合乎“礼”的行为，孔子因此要求以“达仁” 或“成仁” 为修养目标的，必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自己可以做到“终日不违仁”。他的弟子颜渊在问仁时，他回答： “克己复礼为仁。他相信，如果所有的人都以“仁”为归依，那么天下便可以达到最高的和乐有节，他称为“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但那是很高的境界，是尧舜那样的圣贤之辈的追求。

　　放到*时的生活中，“仁” 只是要求人们不要自私自利，遵守各人的本分，也就是“礼”这家族人和社会人所作的规定。孔子认为， “礼”就是为人的本分和守则。“仁” 之为善，其实往上可以无穷进展，以至于圣人都有难得充分践履的；往下它又有切实可行的，只要所言所行不逾出“礼” 的界限就可以了。在经验生活的范围内， “仁”不过体现为人们对他人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樊迟问仁，孔子以“爱人”两个字回答他。

　　二、“仁(爱)” 与礼之制度的关系

　　“仁” 是“礼” 的内在本质， “礼”作为“仁”的外在表现，“仁” 和“礼”二者间有不可分的关系。从“礼” 的一方面看， “仁” 作为“礼” 的本质意蕴和内在道德根据，礼乐典章制度都要受到“仁” 的制约，要符合“仁” 的要求。建立在主体即个人心性道德原则上的“礼”，从外在加于每个人身上的制度、仪式，转变为每个人自己的道德自律和自觉实践。其次，从“仁” 的这一方面看，因为以“礼”作为“仁” 的外在形式，则“仁”也要受“礼” 的制约。“礼” 作为维护宗法等级的国家典章制度和协调诸方关系的仪式，完全服从宗法血缘关系内部的亲亲原则，亲亲原则必然渗透了“仁” 的内涵意义。《泰伯》中说“君子笃于亲，*兴于仁；故旧不遗，*不偷。可见，君子“笃于亲” 是“民兴于仁” 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仁” 是本质，而“礼” 是形式。

　　孑L子的“仁”是君子修身的内在道德动力，循礼则是向外的道德实践。礼因此是道德运行于社会时的外在表现，仁是君子坚持符合道德原则的根本依据。如《礼记·曲礼上》上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L3]。礼如果能够维持不堕，全在于联系于社会关系中的各方，看他们是不是都能从“仁” 出发，是不以人为本，善待他人。为君上者若不能履行自己的宽厚爱人的本分，怎么能够要求做臣下的能够尊敬你呢?为人子者若连丧父母的哀恸都没有，又如何证明你尽了孝道呢?如果没有这些发乎仁心的行为表现，又如何可以说这是一套合理的有序的社会礼仪制度呢?

　　孔子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时，那个礼显然是周代以来的政治制度。他认为那套制度的核心就是“仁”。“仁” 是周礼的起点和终点，复周礼就是让制度复归于“仁” 的本质。孔子是主张以家族中的“仁爱”原则，也就是“亲亲” 的一套做法，推行到邦国政治中来，进而实行于天下的。善待父母兄弟，其内在驱动力固然来自“仁”或“仁心”。但这种善的行践一旦走出家庭和家族，便成为社会道德实践。就家族中的在下者言，“孝”基本人伦，但在社会上，相同的服从和忠顺立场便就作“忠”。孔子希望把孝事父母的虔诚化为忠事君主的政治虔敬。从而家族伦理便转为政治伦理。

　　忠事君主是一种政治态度，也是一种政治伦理。但君子是否有参与政治的合法性理由呢?孔子认为这是正当的、合理的，因为“为政” 的行为本身，仍然是为了推行“仁” 于天下。在家族国落实“亲亲”，在邦国中落实泛化了的“孝悌”，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实行“仁爱”，做到“爱人”。以后的“爱民如子” 的说法就是这样引伸出来的。关于“为政”，《论语·为政篇》中：“或谓孔子日： ‘子奚不为政?’子日：‘《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显而易见，在孔子看来，孝悌的实行，就已经是政治了，甚至可说是更根本性的政治。从另一角度解释，我们也可以将孔子这里所谈论的孝与悌视为某种“政治” 原则，最终是要推向社会，成为维护和巩固君父权力的社会实践。而从“君子笃于亲，*兴于仁；故旧不遗，*不偷” 等可以看出，“爱人”是“亲亲” 的推衍，爱人，是为了维护维护礼制和恢复失堕的礼仪。前面已经说过“仁” 只能依存并体现于宗法血缘的“亲亲”，而“礼” 也是“仁者爱人” 的道德原则之实现。 “君子笃于亲”、“故旧不遗”，爱人是一系列的善待亲属故旧的行为，“泛爱众” 只要落在礼仪制度得以保障的前提下，就会反过来巩固和加强“礼” 之政治统治。这样我们可以说： “爱人”是“仁” 的内涵之一，其目的在维护“礼”；在政治实践当中， “礼”比“爱人” 更重要。践仁成仁，亲亲爱人，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为了“克己复礼”。在仁学的政治实践当中，“天下归仁” 是目标和结果，克己复礼是手段和过程。

　　三、“仁爱” 与“孝悌”“爱人” 的关系

　　孔子时代的“仁”包含的“仁爱”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亲亲之爱，一是忠恕之道。亲亲，所发挥的是父爱子，兄爱弟这一层意思。推而广之，可以引出君臣之间的仁：义关系，或者统治与被统治双方的关系。再进一步，可以得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的“仁爱” 说；同样，孔子的“忠恕” 之道也还是朴实的，无非说推己及人谓之尽心。再往后，到孟子时已经衍化为“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 的说法。忠恕之道，还可以称为“成己”之学。尽心之论，已经是关于仁爱的道德本体论和实践论了。它所成就的已经是内圣外王之学了。这当然是孟子才完成的工作，但其逻辑起点却是在孔子的仁学当中就已经包含了。

　　在孑L子的“仁” 之观念中，“孝悌”居于首位。孝悌，还是家庭中的伦理，其目的在维系家庭中的合理秩序。孝悌是维系血缘亲情关系的与义务。实现“亲亲” “尊尊” 的伦常，古代社会当中的最重要单元才有秩序与稳定。孔子把“亲亲”解释为对“仁” 的表现，所以“君子笃于亲，*兴于仁”。

　　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和家族实行“亲亲”原则，向社会推广，相互间血缘关系不那么紧密的的各个家族之间，没有血缘关系的邦国之间，也有相应的规定尊卑上下的礼仪制度来约束，但最终，以“仁”作为核心，织成一个以道德本体向周围发散的网络，贯彻仁的强制命令。

　　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亲与尊，每一社会个体都奉行这种“亲亲”与“尊尊” 的“礼”之原则，自然可以设想有“民兴于仁” 的效果。孔子重视这～礼的制度。当宰我以“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为理由，提出将“三年之丧”改为一年，孔子认为礼乐制度是不可轻易更改废止的。为什么? 因为守丧三年之所以是必须，主要考虑的是与之相关的发从内心的某种道德责任感，不如此不能心安。人所以因为不能守丧而内心不安—— 是深得父母的厚爱而有歉疚感。因此他斥责宰我说：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与其父母乎。孔子，作为“仁”之根本的“孝悌” 只能表现于“守丧” 这一外在礼仪制度。制度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内心的道德责任，而“孝” 正是这种责任的要求。这里既有本质与现象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更有“履仁” 的伦理责任的强制性要求。

　　综上可见，孔子思想中的“仁”是“爱人”动机发出的根本依据，而“孝” “悌” 又是“仁爱”在“亲亲”范围内的行为实践。“孝” 与“悌”一经泛化，便成为社会交往甚至政治事务中的基本守则。体现了宗法血亲关系的“孝” “悌” 于是成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孔子主张的“仁者爱人”，出发点是家族血亲的，其落脚点则移到了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实体化过程中。

　　四、作为东方伦理基础的“仁学” 的现代意义

　　文章所说的“东方”伦理，其实就是“中华”伦理。与西方伦理相比较，东方伦理是在儒家学说的人伦观上建立起来的。西方伦理思想，就其根本言，是可以用自由主义伦理哲学思想来概括的。自由主义哲学的基础是个人的权利学说加上功利主义的善恶取舍的标准。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是一种常识性的道德思想。人类自然的趋乐避苦的本性，构成了人们价值诉求的人类学基础，但它并不考虑这个价值观的哲学本源，它是纯粹经验性的，因此，功利主义也被归类于伦理学的自然主义。而孔子的仁学的逻辑起点，也只是经验性和实用性的，它完全源自古代社会的家庭和家族生活的现实，是一些极为常识性的对生活秩序的要求。仅就此点言，仁学和它的伦理规范也是自然主义的。所不同的地方在于：近现代西方伦理的道德实践者，是具有公民身份的权利个体，这是近四五百年来随资本主义方式的发展而形成的道德体系。而孔子的仁学，在道德意义上，它所关注的是家庭、家族和邦国，以至后来的封建国家，惟独其视野当中没有个人。在“仁” 的伦理规范体系中，个人为自己的功利作盘算，是没有合法性的。当然这不等于说个人的功利完全被排除或被否定了。在理想的“亲亲尊尊” 的五伦社会当中，每个人的利益与福祉都是他人会关心的，都是由社会关系联结中相对的一方来考虑和设计的。简而言之，是由集体(家庭、家族和国家)来关照的。

　　差不多百年之前，著名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到*来过。他在一次有关东西方伦理思想比较的演讲中，这样评价*的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伦理： “东方思想更切实、更健全??例如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是健全的确定的切实的天然的人生关系。人人都有父、有子、有夫妇兄弟，人人都是一国的臣民或君长，人人都有朋友。所以东方的圣人，就规定五伦的道德规范，教人怎样做君臣、做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事实上，在等级区别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依据一定的地位和身份来生活，其行为都受到这样一套源自社会等级差别的生活伦理的规范，人人都会有规可循，社会也就井然有秩。总之“东方的道德观念，简直可说全然根据家庭。所以经书常说孝是德之本。而孝的范围也最大，不信不诚，败坏家声，可算不孝；建德立功，扬名显亲，就可算孝”。为说明东西伦理的差异根源，杜威将归结为，西方伦理重视个人权利，而东方伦理则不是这样。个人主义的权利观念，推广到社会政治生活中，要求*就必须保护具体的一一个体公民的权利。相对而言，东方道德则更多注重自己对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可以说避免了西方出于个人功利考虑的“道德自私自利的毛病”。

　　我们今天来看孔子的仁学及其伦理学说，当然不能用古代社会血缘亲族关系中的“集体主义”来抹杀现代公民社会中的个人权利。就是杜威本人，也这么估价了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伦理道德对于那个社会的适切性—— “道德适应环境而产生，某种道德对于某种环境为善，对于他种环境又不然，所以东西道德实无长短之言”。以理性权衡和判断为特征的功利主义伦理对于人之为善的本源动机是缺乏说明的，就此弱点而言，孔子的仁学和它的伦理主张正好从天然的本然的“善” 出发。性善论将人的道德责任完全地归结到每个人内心深处，归结为个人自身。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它可以极大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扩充人的内 U生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免除受到物质主义或功利主义这样的污染。比如，在功利主义伦理看来，人的一切目的性的行为活动，都是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快乐、安康、福利，达到这一点就是“善”。

　　在今天物质财富相对于古代社会极大丰富的同时，在商业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很容易沦为为享乐主义作辩护作论证的根据。而以“仁” 为核心的性善论，则更有利于个人道德境界的养育和提高。在一定的意义上，人之本性的“善”显示出道德培养并不永远屈从于外部世界，同情他人的不快乐和愿意他人快乐的倾向，总存在于每个人的天性之中；自知内心的“善”无疑有助于每个的尊严感。自尊的价值观，有助于尊重他人，有助于建构理想社会；同意人皆可以为善，同意人皆本善的价值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助于建立“和乐” 的局面，形成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王道”政治— — 一种以人为本的法制社会。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正在于与时俱进，对于孔子的学说，进行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革命性的诠释。

浅析孔子的“仁”学思想论文5

　　【摘要】本文阐述了孔子的学习观，提出了“在学习的目的上主张学以致道，学以治世；在学习的态度上提倡发奋好学，虚心求学；在学习的方法上坚持学思结合，学行并重；在学习的内容上注重德育；在学习的作用上突出完善人格”。

　　【关键词】孔子学习观

　　一、在学习的目的上主张学以致道，学以治世

　　在孔子的心目中，学习的最高目的还是“学以治世”，正如子夏的所说：“学而优则仕”[1]子张即学有所成了才可以去做官。对君子而言：“不仕无义”，依据是“君子之仕，行其义也”[1]微子。对于其他目的的学习，孔子是不赞同的：故当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1]子张毕竟在孔子看来“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1]卫灵公从中不难发现孔子认为只有学习那些治国安邦的策略才是学习的正道，而学那些农事就偏离了学习目的。在分析学习的目的时，他曾颇有感触地强调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子路可见，孔子学习的最高目的是“学以治世”，认为书读得再多，如排不上“为政”的用场，这样的学习是无用的。学习是为了达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1]子路的从政目的。上述事例也表明了孔子的那些弟子皆达到了学习的目的，完成了达仕为政的神圣使命。他自己也曾表达过急于从政的迫切愿望：“诺，吾将仕矣。”[1]阳货这些思想也初步奠定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伦理基础。后世的许多读书人皆把读书视为是最神圣的事业，看作登上仕途的理想阶梯。上述这些言论都体现孔子学以致道，学以治世的学习目的。

　　二、在学习的态度上提倡发奋好学，虚心求学

　　在学习态度上，孔子提倡发奋好学，虚心求学。他本人也叙述了自己终生学习的奋斗历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为政孔子终生勤奋好学，虚心求学，从子贡对老师的评价中也可得到佐证：“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1]子张毕竟孔子有自知之明，他深知“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述而于是越发“敏而好学，不耻下问”[1]公冶长、“学而不厌”[1]述而。他对自身好学的评价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1]公冶长对于知识的学习，他确实有那种“学如不及，犹恐失之”[1]泰伯的迫切愿望。其学习的境界曾达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述而的程度。

　　在虚心求学的态度上，孔子也是十分诚恳的，他再三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为政同时高度赞扬孔文子“不耻下问，敏而好学，是谓之文也。”[1]公冶长的学习态度。此外，孔子在强调虚心求学的同时，特别提出要切记“四毋”，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子罕，这是向别人虚心求教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学习是不可能有很大成效的。

　　三、在学习的方法上坚持学思结合，学行并重

　　在学习方法上，孔子既重视见闻的作用，又强调思考的功能，主张学思结合。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为政即只学不思，就会茫然而无所得的；只思不学，就会使精神疲倦。学思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学习是思考的基础，离开了学习的思考，只能是苦思空想，收效甚微。在这点上，孔子是有切身体会的，他曾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1]卫灵公同时，思考又是学习的升华，经过思考得学习能达到“告诸往而知来者”[1]为政德功效，孔子对此也时很有感触的，他曾言：“吾欲回言终日的，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1]为政可见他承认得意门生颜渊不愚笨的原因就在于颜渊能在学习后独立思考并有所创新，这点让孔子是很折服的。这些都体现了孔子在学习方法上坚持学思结合，重在培养和锻炼学人“举一反三”、“告诸往而知来者”、“闻一知十”、“能近取譬”的归纳和推理能力，对当今的学习理论和教育方法也是大有裨益的。

　　四、在学习的内容上注重德育

　　孔子伦理观的基本内容就中有“仁者爱人”和“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信条，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述而，才能真正地实现道德修养的目标。因此，在学习的内容上，他对学生实施“文、行、忠、信”四教。其中“忠”与“信”就直接属于德育的范围，认为只有具备了坚强的道德信念，才能“笃信好学，守死善道”[1]泰伯。孔子在二者的关系是采取了“行有馀力，则以学文”[1]学而的立场。即只有在做到了“入责孝，出则弟，谨而慎，泛爱众而亲仁”这些道德实践之后还有余力，才用来学习文献知识。这就说明了在孔子的教学内容中道德实践比文献知识更重要。

　　孔子还把“六经”作为教学内容，目的也在于使学生学会做人的道理和学到从政的本领，在为政治国过程中贯彻策略“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为政仁人”的政治伦理观。孔子也更多的强调道德教涵养的因素，正如子夏所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1]学而对于好学之人的评判依据，孔子也是用道德标准去衡量的。他对千里马的称赞也是“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1]宪问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孔子教学内容上突出道德教育的份量。

　　五、在学习的作用上突出完善人格

　　在学习的作用上，孔子认为“学则不固”[1]学而的，即学习可以使人视野开阔，不闭塞。相反“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1]季氏。学习对人的人格完善至关重要，因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的，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阳货仁、知、信、直、勇、刚，是当时社会人群所称道的六种美德。孔子在此指出了当时人群中的六种美德与六种劣癖的内在关系，认为本性仁爱但不学习就会狭隘愚昧，其弊病是会受人愚弄的；本性机智而不学习就会浅尝辄止，其弊病是好高骛远而没有基础；本性诚信而不学习就会目光短浅，其弊病是容易受到欺骗和伤害；本性耿直而不学习就会思路混乱，其弊病是说话办事没有条理，在混乱中伤害别人；本性勇敢而不学习就会胡作非为，其弊病是会滋事生乱；本性刚正而不学习就不能控制自已，其弊病是易狂妄自大。在好学的定位上，孔子也时从人格完善着手的，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